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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主义思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景观设计学 景观设计学前沿 2022-12-08

本文是基于《生态主义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基于西方近代风景园林研究》一书的读书笔记与延伸思考,引用请参考原书。因篇幅所限,或有重要观点遗漏,望读者批评指正。

书 籍 信 息

中文书名:生态主义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基于西方近代风景园林研究

英文译名:Theories & Practices of Ecologism on Modern Wester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作者:于冰沁、田舒、车生泉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09月



我知道我会拥有一个睡得着的夜,

醒得来的晨,我会知道春天的花,

并知晓秋天的果。


——摘自《景观设计学》2014年第1期“时间景观”,

彭乐乐《春夏秋冬-北京百子甲壹宋庄工作室的景与观》


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一段关于人类与自然相爱相杀的历史故事,在这一进程中,生态主义思想在景观设计领域蔚然成风。它究竟因何产生?又为何发展?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而出现的?亦或只是环境恶化后的必然缓解之道?但愿所有的疑问都能在历史中找到答案,如若不能,未来或许就是答案。


01

萌芽于17~18世纪

自然主义倾向 → 朴素生态观念


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受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世界观的影响,文学先驱们开始热烈赞颂自然并向往隐逸生活(如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等),这也塑造了当时的景观风格,使其既表现出对人类力量的极度崇拜——主张利用自然要素模仿人类行为、活动和生活,如修剪整齐的“雕刻状”树篱和各种生动的喷泉;也体现了设计师及当权者对自然景物的模拟与隐喻——如埃斯特别墅庄园中模仿自然元素的生动水景和朗特别墅园中自然式布局的丛林景观。


达·芬奇在《蒙娜丽莎》中不仅刻画出了人物的立体感,也尝试将人物与自然环境相互融合


艾斯特别墅庄园模仿自然元素的植物雕塑与生动水景


朗特别墅园充满野趣的丛林景观  © http://roma.mysupersite.it


不过,当时的景观虽然总体显得灵活亲切,且充满生活意趣,却并未超越人类改造与利用自然的控制欲和占有欲,它们的主要功能无非是为了满足寻欢作乐的权贵需求,并非普罗大众所能触及的。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人文主义文化逐步衰退,随之而来的是日渐兴盛的法国古典主义——该主义反映了当权者对古代绝对君权统治的崇尚。这一时期,唯理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宏伟华丽的凡尔赛宫和沃勒维贡特庄园诞生,它们极致规整的布局、精心雕琢的自然元素无不反映出意图“征服自然”的君主思想,此时的景观主要服务对象仍然是王孙贵族。人工化的自然也仅仅是作为一种主观装饰品,与真正的生态群落结构相差甚远。


法国凡尔赛宫(左)和沃勒维贡特庄园(右)


然而,人类终究是矛盾综合体,当时设计师与当权者的思想既受制于古典主义和唯理主义,也开始表现出对自由和幻想的强烈渴望,在这样模糊的自然主义思想的引导下,曾经的丛林景观逐渐发展为林园——其既是花园的背景,也是花园向周边自然环境的过渡。


如卡塞塔宫苑将豪华的宫殿与充满诗情画意的林园和天然树林等完美结合,有力地证实了人工建成环境与纯自然景观融合的效果远远胜过将人工形式强加于自然景观的效果。这一时期的林园景观意味着古典主义的造园艺术既是理性的、严谨的、秩序的,同时也是入世的。


卡塞塔宫苑中树阵与林园加强了中轴的透视效果


卡塞塔宫苑中隐藏在密林中的景色清幽的小林园


较之文艺复兴时期丛林景观的亲切平和,古典主义时期的景观虽然人工气息更为浓重,但其外围的林园则体现出苍茫的自然意境,即便仅仅只是景观总体布局的一个部分,但其存在就已流露出人类朴素的自然主义倾向了。


青萍之末,微风已起。18世纪初,法国古典主义思想的禁锢逐渐解除,英国启蒙运动进一步产生了“重新认识自然”的哲学思潮,并成为引领整个欧洲的文化主流;18世纪上半叶,经验主义逐渐取代唯理主义,开始强调人的感受,提倡凭借内心体验去认识自然,朴素的生态观念开始显现;18世纪下半叶,浪漫主义又取代了经验主义,人们追求超越现实,景观形式也更加自由奔放,这段时期,设计师对自然的模拟达到了巅峰。


权贵开始厌倦城市机械生活,反而对乡村自然风貌情有独钟,英国自然风致园一跃而起,并在当时最活跃的造园师之一朗斯洛特·布朗的创造中达到成熟。设计师们主张将景观完全融入自然环境——“越过围墙看到整个大自然是一个大花园”——推崇景观的自然野态。


可以说,英国自然风致园的出现一反文艺复兴及古典主义时期景观的规则式原则,开创了模拟自然的景观样式,这不仅标志着欧洲近代景观的发展迈入了一个新纪元,也极大推动了朴素生态观念在景观设计领域的萌发,并且对后期城市公园的兴起和区域规划的系统性建立影响深远。


布朗设计的哈瑞伍德府邸花园的疏林草坪(上)和切兹沃斯庄园的林园景观(下)


但是,19世纪以前的景观设计实践中所流露出的朴素生态观念依然是狭隘且具有时代局限性的,这样的自然主义倾向并未上升至兼顾生态环境的层面,更多地只是一种在社会政治体制压迫下对纯自然风光的追求。


02

产生于19~20世纪初

自然景观引入 → 生态学思考


随着资产阶级地位的逐步建立,民主思想渐入人心。


19世纪上半叶,以德拉克罗瓦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和以莫奈为代表的印象主义均对自然寄予了人的感情,作为环保运动哲学起源的浪漫主义尤为注重个性表达。19世纪中叶,唯物主义哲学和实证主义哲学的出现使现实主义风行一时,人们强调客观辩证地观察和描绘自然淳朴的现实生活。19世纪下半叶,作为对工业革命的反思,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和诗人威廉·莫里斯所倡导的工艺美术运动所暗含的社会主义思想真正扩展了朴素生态观念的内涵——反对粗制滥造,讲求“师法自然”的理念使景观设计形式更加单纯、浪漫,对城市公园的兴起和小庭院的景观设计产生了积极影响。


植物学家鲁滨逊设计的格雷维提庄园入口花园(左)和园艺家杰基尔和建筑师路特恩设计的芒斯蒂德·乌德花园(右)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理论家査尔斯·鲁滨逊主导了城市美化运动,旨在通过城市环境的改善来解决社会问题。然而由于意识局限性,人们普遍认为城市美化运动装饰大于功能,是不可持续的空想主义,因此,昙花一现后该运动便消逝于历史长河了。20世纪初,以后印象主义为代表的塞尚和以自然主义的超现实主义为代表的达利主张将人类的主观情感赋予客观自然,真正引发了朴素生态观念的现代主义转向。


除了受艺术思潮影响外,这一时期的环境保护运动也对生态主义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环保运动始于19世纪,并在20世纪60、70年代发展为一场声势浩大的世界性运动。1962年,环境史学界的蕾切尔·卡逊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开启了环境运动之滥觞。


如前所述,早期环保运动的哲学基础其实是浪漫主义,其思想根源可进一步追溯至美国的荒野保护主义者亨利·戴维·梭罗,代表人物则是约翰·缪尔。梭罗被誉为“西方现代环境保护运动之父”,他的先验主义自然观超越了经验主义自然观,其1954年出版的《瓦尔登湖》开创了自然主义文学和环保主义先河。缪尔深受梭罗的思想影响,并通过具体实践实现了荒野保护的理想——他是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创立者,被誉为“国家公园之父”。


罗斯福总统(左)与缪尔(右)在约塞米特蒂国家公园  © 美国国会图书馆,1906


环保运动加速了国家公园理念传播,促进美国国家公园体系建立,唤起民众及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同期,美国城市公园也开始崭露头角。


19世纪初,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波及欧洲大陆及美国,城市环境的逐渐恶化促生了大量的城市公园。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随着工艺美术运动和现代主义时代精神的传播,景观由仅为特权阶级服务的贵族艺术走向主要为大众服务的公共艺术,且19世纪后期的公共景观建设还多伴随着城市综合整治的目标。


从国家公园到城市公园,这一时期人们非常关注自然资源的景观价值,生态主义思想诞生,但是对于自然环境的生态价值并未形成充分的认识和系统的理论,不过,大量的公园建设已足以为生态主义设计的探索和实践提供平台。比如,这一时期的几位景观设计大师——作为现代主义景观的生态探索先驱——为将生态学思考引入自然景观奠定了坚实基础。


奥姆斯特德的思考:将自然引入城市


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继承了英国“如诗如画”的自然主义的造园思想,但跳出了浪漫式自然主义风格的局限,他认为景观不止是艺术创作的一种形式,更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休闲娱乐生活,并希望能借景观体验唤起公众的社会责任感。其代表作纽约中央公园被视为是生态主义思想在景观设计领域酝酿诞生的前奏。


奥姆斯特德代表作:纽约中央公园  © Max Touhey


另一方面,他还打破孤立的城市公园建设,尝试将自然景观过程引入城市生活,通过公园环绕城市形成连续完整的公园系统。这样的生态主义思想带动了美国城市公园的蓬勃发展,也促进了城市公园系统和绿地系统的诞生。该理念在其波士顿公园系统规划“翡翠项链”中崭露头角。


“翡翠项链”自1875年开始选址到1895年最终建成历经了整整20年时间,是首个源于自然艺术却以生态学观点作为指导的实践案例,也是首次引入“系统”概念的景观建设。该规划主张减量化设计,极大限度地保持了场地自然风貌,并依据实际的生态需求对场地进行了生态恢复和景观营造。


整个翡翠项链包括波士顿公园、公共花园、联邦大道、后湾公园、泥河和滨河景观道、莱弗里特公园、牙买加公园、阿诺德树木园、富兰克林公园九大部分。


埃利奥特的思考:融合自然与城市


查尔斯·埃利奥特是奥姆斯特德的学生,他继承并发扬了老师城市公园系统的构想,真正拉开了景观生态主义设计的序幕,因此也被誉为“都市公园系统之父”“生态规划奠基人”,其最杰出的贡献是强化了对自然景观的保护和发展了科学的规划方法。


埃利奥特的代表作之一“大波士顿地区都市公园系统规划”是在环绕波士顿的12个城市和24个城镇中产生的。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规划项目,该系统包括了自然保护区、公园、公园道及波士顿市区和周边乡村已存在一个多世纪的部分道路系统。与波士顿公园系统不同的是,大波士顿地区都市公园系统具有鲜明的都市特色:以波士顿为中心,以都市为空间尺度,以保护和恢复自然资源为宗旨,创造了为全社会各阶级和各族群服务的公共空间。


大波士顿地区都市公园系统规划  © 维基百科


另外,在他1896年完成的“保护植被和森林景观”的研究中,所发展出的景观调查分析法,即“先调查后规划”理论,直接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麦克哈格的生态规划理论。埃利奥特尊重自然,但从不否定人的行为和思想在自然演进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其在规划中使用的叠图技术,使他成为最早在景观资源分析过程中采用该方法的景观设计师。


所以,埃利奥特不仅为生态规划方法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的实践平台,还将景观设计学引上了科学、系统、生态的发展道路。


芒福德的思考:对科学技术的生态学探索


刘易斯·芒福德其实是一位社会哲学家,他对技术与文明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哲学反思和生态学思考。


受霍华德田园城市的影响,芒福德肯定人的智慧,认为经济和技术绝对不是城市发展的最终目标,仅仅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手段,唯有人和环境才是价值实现的源泉。他还支持建设生态城市的构想,认为城市和周边的自然环境本应构成一个完整而有机的生态系统,还积极提倡区域生态学与科技生态学。


他为后人留下的最珍贵的思想宝藏莫过于“认为生态文明必将取代工业文明”。这对麦克哈格等人的生态规划理论与方法的提出产生了巨大影响。


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


从18世纪的浪漫主义跨越19世纪的现代主义,走向20世纪的现实主义。可见,19世纪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年代,19世纪的西方也是一个充满变革的世界。


19世纪前的景观布局规则、装饰奢华;18世纪后期由于朴素生态观念的萌动,更多表达设计师与特权阶级热爱自然的作品诞生;19世纪由于工业革命对环境的破坏,以研究人类活动、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平衡关系为出发点的生态主义思想形成;20世纪初,奥姆斯特德的自然主义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城市公园在美国以惊人速度发展,与自然演进过程相结合的公园系统规划初具规模,景观设计实现了美学原则、生态原理和社会理想的统一。


03

发展于20世纪初~20世纪80年代

自然过程引导 → 生态规划途径


20世纪初,科学快速发展,新的艺术形式和生态意识借助科学工具得以实现。受爱因斯坦相对论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生态学与美学逐步分离,杂乱无章、缺乏自然意趣的“城市混凝土景观”大量涌现。


然而这一时期,努力坚持将生态学与美学融合的劳伦斯·哈普林、理查德·哈克和伊恩·麦克哈格等景观设计师,使重视自然过程的生态主义思想向生态规划途径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20世纪60至70年代,哈普林突破狭义自然的局限,主张从自然中提炼美感——表现生命过程和创造过程,并鼓励人的参与——试图将人视为景观演化的共同体。哈普林进行了大量的生态因素调查与生态评价工作,因此他的景观尤其重视表现自然性、乡土性和生态性。由其独创的“生态谱记”和“RSVP循环的生态规划设计工作框架”都是颇具创造性和前瞻性的生态景观设计方法。


旧金山北部锡兰奇海峡农场住宅设计。哈普林花了近两年时间来详细研究场地自然地理条件,探索出一整套场地规划调查与生态因子分析评价方法,提出了在保护开放空间和自然景观的同时允许经过规划的开发模式。


20世纪60年代,麦克哈格在埃利奥特、哈普林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强调生态学原则的“千层饼模式”和土地适宜性分析,对自然的固有价值和演进过程的重视,以及极具远见地将城市景观拓展到全球生态环境和人类生存问题的层面,使他成为了“生态规划之父”。


千层饼模式示意图和里满士林园大路选线方案的部分图层


继麦克哈格提出“千层饼模式”后,该生态规划方法一跃成为景观设计界的标准步骤和设计流程,但是该范式也存在“唯自然论”“唯技术论”和对生态系统垂直过程的压倒性关注等方面的缺点。


因此,20世纪80年代后,生态规划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与流变:凯文·林奇学生斯坦尼兹提出了“多解生态规划法”,使生态规划方法从单一结论走向了多方求解;1980年,麦克哈格学生弗兰德里克·斯坦纳提出包含11个步骤的综合性生态规划框架,摆脱了麦克哈格的“生态决定论”,使生态规划方法从线性过程转向了综合分析;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捷克斯洛伐克生态学家和鲁兹卡及米克鲁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比较成熟的景观规划理论和方法体系(LANDEP),使生态学规划方法从生态学途径迈向了景观生态学途径。


卡尔•斯坦尼兹框架,即“多解生态规划法”  © Carl Steinitz


虽然麦克哈格等人将景观设计学引向了生态学途径,但从融入生态学理论到以生态学原理为主导的设计过程的转化仍需实践检验。


恰逢其时,20世纪70年代后,后工业时代到来,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大量工业废弃地产生。生态主义意识形态在此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过去的被动迎合自然演变进程转换为主动对生态演变做出反映与回答。最能体现这种生态意识参与能动性的项目莫过于工业废弃地的更新改造。


于是,工业景观黎明的宁静被理查德·哈格打破了。其精心设计的西雅图煤气厂公园史无前例地开创了生态净化工业废弃地的实践先河,他所提出的惊世骇俗的设计宗旨“与其不切实际地改变历史,不如牢记历史教训”表现出哈格对人类文明的尊重和强烈的生态主义意识。


西雅图煤气厂公园


哈格的生态设计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生态主义思想在景观领域的发展,尤其对德国等欧洲工业发达的国家影响巨大:哈格的实践启发了20世纪90年代德国设计师彼得·拉茨——其杜伊斯堡景观公园成为了棕地改造领域又一经典案例。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生态分析技术也获得了飞速发展。相较兴起于19世纪晚期运用手绘的、半透明的图纸进行叠加分析的“千层饼模式”,20世纪80年代,更为科学而直观的3S技术成为景观规划的辅助手段。尔后,3D技术等三维空间分析技术产生,景观规划设计不再拘泥于二维空间,而是呈现出更为生动的三维表达法。


04

兴盛于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

设计生态 → 生态主义设计


在生态规划理论、方法和技术逐步完善的基础上,过去单一生态因子决定模式逐步转向了多因子的综合决策过程,人类与自然环境问题的关系也由被动牵制转化为主动应对,景观设计领域的“生态时代”正式到来,生态主义思想的景观实践达到巅峰。


随之而来的是生态设计、再生设计、可持续景观、生态城市等概念与原理的提出和传播,21世纪的可持续景观实践终于逐渐摆脱深陷18世纪“拟画”风格桎梏的空间视觉特征,景观不再是“设计出的生态”,也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城市绿地,而是演变为具有内外关联的景观结构与多种功能的有机生命体,生态思想最终以生态主义设计的形式获得表达与检验。


来自美国的乔治·哈格里夫斯,来自荷兰的阿德里安·高伊策和来自德国的彼得·拉茨,这三位景观设计师为此做出了突出贡献。


哈格里夫斯尤为擅长从自然元素中汲取设计力量,并且深受大地艺术家罗伯特·史密森的影响,其作品充满了自然界的动态、变化、分解和侵蚀的美感。如1988年设计的旧金山拜斯比公园,他在原垃圾填埋场的表面覆表土以塑造地形,创造性的形态会在自然力的作用下随时间改变;同年设计的瓜达鲁河公园借助计算机模拟洪水淹没情况来组织构建了可以减缓河水流速,并在洪水消退时组织排水的公园泄洪道和滨河散步道双层体系。


旧金山拜斯比公园的土丘群地形(左)和瓜达鲁河公园麻花状形态地形(右)


哈格里夫斯的设计被喻为拥有“过程主义的哲学”,他本人也被称作“风景过程的诗人”,通过艺术与科学的结合,他实现了自然动态过程的科学表达。


高伊策则善于从理性、科学的角度分析和表达人与自然、城市与自然、技术与自然间的共生关系。如其1990至1992年间设计的东斯尔德大坝工程利用废弃的蚌壳对场地进行了艺术化处理,并吸引海鸟停靠;1994年设计的阿姆斯特丹希普霍尔机场绿化方案则利用白桦林、红花草和蜜蜂的共生关系建立起一个微型生物圈,以自然元素的力量为主导,并允许方案跟随未来发展变化做出调整。


东斯尔德大坝工程

阿姆斯特丹希普霍尔机场绿化


高伊策的方案体现出“后达尔文主义”的生态设计思想:景观与生态过程一样是一个不断发展和进化的过程,时间的沉淀和自然的动态过程将使景观的效果日趋完美。


拉茨关注技术的艺术化生成,通过综合景观美学特征与生态学功能实现了视觉生态的表达转化。其工业废弃地改造作品——杜伊斯堡景观公园传递出一种跨越时间的设计理想,可使观赏者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生物技术处理的过程。


杜伊斯堡景观公园


而构想于20世纪60年代,兴盛于70、80年代的“生态城市”的理论与实践,也依托可持续、可操作的技术与长期、高效益的整体实施策略等于20世纪末期出现了新的转变,生态城市的理论变得更加综合全面,实践更加切实可行,实施也更加规范系统。并进一步地将生态主义思想从景观设计领域拓展到了城市尺度,试图在城市与自然间建立共生、共依和协同演进的关系。这也引发了21世纪建筑都市主义到景观都市主义再到生态都市主义的三大城市设计理念的转变和实践的探索。


05

成熟于21世纪至今

景观都市主义 → 生态都市主义


从1898年埃比尼泽·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到1930年勒·柯布西耶提出的“光明城市”,关于城市形态的研究多以建筑学为基础——人们将城市视为放大的建筑进行设计,这种城市设计理论被称为“建筑都市主义”。这种主流意识长期主导着建筑、景观和城市设计的发展方向,也导致了三者的对立地位。


20世纪末,随着生态主义思想在景观设计领域的发展乃至成熟,使建筑师、景观设计师和城市规划师都认识到传统城市与景观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建筑都市主义主导下的城市空间形态杂乱无章,城市范围无序蔓延,人类对自然过程的无视所引发的生态环境的恶化等遭到了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景观设计师的集体批判。最终,这种割裂了人类文明与城市文明的畸形发展模式终于衰退直至摒弃。


同期,由建筑师发起,并借由景观设计师宣扬传播的“景观都市主义”登上了生态主义思想发展史的舞台。该理论在生态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主张景观取代建筑成为城市建设的基本要素,尤为关注基础设施、生态过程与公众活动事件,将景观从与城市二元对立的尴尬局面中解救出来。


这一理论的代表性实践案例有法国巴黎拉·维莱特公园、多伦多当斯维尔公园等,它们倡导以技术手段来描述自然和城市的动态生态过程,凸显出景观都市主义对于自然过程时间维度的关注。


法国巴黎拉·维莱特公园实景图及其点、线、面系统


不过,基于景观都市主义思潮的景观生态设计所强调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是发现而不是论证,因此景观设计变成了一种探索性的研究过程。并且受到非线性思维观的局限容易将设计引导向新的机械化误区,不确定的表达很难将图纸转化为真实可操作的现实项目,它的理论发展是不成熟的,实践也缺乏必要的生态学原理支撑。


因此,带有后现代艺术色彩的景观都市主义从某种程度上并未实现生态主义思想的真正成熟,一股更成熟、更全面、更完善的力量“生态都市主义”应运而生,该理念不仅继承了景观都市主义的优势,也将生态学的内涵构建其中,并致力于将其彻底融合。


生态都市主义理论将城市视作由建筑、景观、人和自然构成的特殊生态系统,以生态学及伦理学为基础解决城市问题,并关注社会环境公平性和景观的平等使用权,建筑学、城市规划学、景观设计学、环境和生态伦理学等多学科在此达成了共识。生态都市主义是生态主义思想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次有益尝试,并依靠具体实践推动着思想革新。


如由詹姆斯·科纳团队设计的纽约州斯塔滕岛的清泉公园便是生态都市主义实践的开山之作。其设计过程蕴含了包含时空维度的生态观念,使公园得以在开放策略下最大限度地自由发展,并最终形成适合未来城市环境和社会生活的适宜场所,成为一个有活力的城市生命体。近年全面建成开放的纽约高线公园亦是科纳团队参与的生态都市主义的又一代表作品,原本废弃的城市空间已然华丽转身,一处充满人文魅力与自然气息的新的城市生态景观诞生。


清泉公园中新的栖息地和植被群落将随时间的积累逐渐形成(《景观设计学》2012年第4期“废弃土地更新”也曾刊发清泉公园实践项目)   © Field Operation


纽约高线公园(《景观设计学》2009年第5期“景观都市主义”也曾刊发高线公园实践项目)   © Iwan Baan, Front Studio


另一经典之作是2009年由博埃里工作室负责人米歇尔·布鲁内洛打造的意大利米兰“摩天森林”绿色公寓,为城市居民、植物、鸟类、昆虫及小型野生动物提供了平等的城市居住和使用权。


“摩天森林”示意图


06

未完待续……


从生态主义思想的萌芽、产生、发展、兴盛直至成熟的演变历程中,可以窥见人类与自然相爱相杀、相守相离几千载。我们曾控制、模仿,也曾改造甚至背弃自然,直至今天,仍在努力寻找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之路,这其实也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一段漫长认知史,是人类树立正确自然观的艰难演变史,更是生态伦理学的逐步建立史。


在这一过程中,生态主义思想的发展所引发的自然观嬗变从个体主义走向了整体主义,使景观设计师在实践中重新审视了自然的多种要义,确定了人类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建立了公正、平等的社会价值观,肯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树立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道德观,并开始推崇“兼爱万物”的理念——认为一切自然物均享有平等的权力和义务。美国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巴巴纳克在其著作《为真实的世界设计》提出的三个设计原则,或许值得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生态伦理学在设计中的积极作用:1)设计应该为多数而不是少数人服务;2)设计不但为健康人服务,还应考虑残疾及弱势群体;3)设计应该为保护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的有限资源服务。


可以说,在生态主义思想的引导下,景观生态学也已演变为一门关于“家”的科学,在“家”里既有自然,也有人,二者缺一不可。我们的生活质量、环境质量的高低,我们的价值观与宽容度都将共同决定“家”的舒适程度。


波特兰的城市建设或许可以是未来“家”的探索方向?它拥有美国公认的最佳城市规划体系:波特兰的空气质量在全美所有城市中位列前25名;并是全美大城市中最干净的供水系统之一;是美国人均LEED认证建筑数量最多的城市;供电系统是全美可再生能源的领头羊;废物回收利用率仅在2008年就已高达56.8%;还是美国公共交通的示范城市——用22%的城市用地(步行道16%+公园6%)提供自由步行的空间网络。波特兰市是一座真正可以惬意呼吸、惬意行走和惬意生活的绿色之都。


波特兰城市景观与公共交通


当然,这只是开始,生态主义思想从未停止演变的脚步。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家”、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星球……是否能够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我们回望历史,也需要顺应时代潮流,更需要展望未来。我们将走向何方?回归人的生活或许可以成为答案之一,但并非唯一。


注:除标注外,其余图片均来源于网络;本文中译名与原书保持一致,专业名词与人名索引请参考原书;更多信息可点击“阅读原文”。


今天的故事到此为止!

若是觉着值得不如点个在看吧~

欢迎下方评论,也期待“下回分解”。


 END 


编辑、制作 | 冉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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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设计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简称LAF)由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主办,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景观学与美丽中国建设专业委员会支持,俞孔坚教授担任主编。LAF为双月刊,刊号为CN10-1467/TU,ISSN号2096-336X,邮发代号80-985。全彩页印刷,每期主题集中阐述,中英双语呈现。


2014年,LAF成为中国国家广电总局首批认定学术期刊;2015年,成为CSCD核心库期刊来源刊;同年,荣获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年度交流类荣誉奖。2016年,入选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中国“最美期刊”;2016年和2018年,连续两届荣获中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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